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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从观念的生成向度说，内圣其实是根据外王的需要而建立的。

境遇作为情境，恰恰是人之得以生成的本源。[146] 这个表达并不确切。

其二，为了打通形上与形下，林先生进一步对历史社会总体和生活世界做出了某种形而下的、经验化的解释：‘生活是由通贯于天地人我万有一切所成之总体的创造性根源，落实于人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实存而有，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因之而展开的实存活动。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5-8页。[49] 形而下的礼是由相应的形而上的理来奠基的，反过来说，形而上的理现实指向的乃是形而下的的礼。于是，某种存在者就成了生存的前提。林先生认为，儒家安顿人类生命的方式有三，一在家庭的孝悌，二在心性与天道的合一（其实就是内在超越），三在道统（即文化教养系统）的传承。

关于中国正义论，这里引用黄先生自己的界说：所谓‘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即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由此，在这个层级上的言说构成源论。仁即是儒学的存在、生活观念。

则传统与现代隔绝，走向现代性便成了绝不可能的事情。六家为：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103] 林安梧：《后新儒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向度——以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为核心的思考》。换句话说，在本源的生活情境中，主体性尚未生成，没有人和物之分别相，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是无：无人、无物。

其二，它诉求新外王的建构，不再拘泥于传统儒学的外王学，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举例来说，中华帝国时期的社会规范三纲五常，这是属于礼的层面，它在今天显然是不适用的，正如孔子说过的礼有损益。

今天的一些学者，无论是反对儒家的还是赞同儒家，都喜欢把儒学与某种固定的东西捆绑在一起，譬如三纲五常，好像今天不再谈三纲五常就不是儒学了。这就是儒家仁→义→礼的观念结构。所以，立相这一向度包涵了立绝对相和立相对相这两个层级，分别对应着绝对存在者和相对存在者。[⑥] 美国SSCI期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也刊发了对生活儒学的述评。

说到唐先生，他的三向九境论最后以儒家的天德流行界为旨归。其二、海德格尔的超越观念是指此在向着它的本真能在超越，从存在者层次上跃入生存论层次。3、返源：源论——对原初存在结构的揭明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返源，以发现形而下学、形而上学之源、基础，在这个层级上的言说构成源论（Theory of Source as Being）。毫无疑问，这些神性形而上学的言说也是基础主义的。

[106] 林安梧：《后新儒学：存有三态论诸向度的展开——关于后新儒学的心性论、本体论、诠释学、教养论与政治学》，《鹅湖》2005年第31卷第4期。[①] 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而这经验的世界若跟那超绝的世界断裂开来，而分出个神圣与凡俗，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成就的宗教是一个类型，这样的类型便与将这两者关连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神圣与凡俗并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这样的类型不相同。[129]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29页。

凡此，皆不离‘存有的连续观：‘天、人‘物、我‘人、己通而为一之型态。[142] 按此，形而下的社会伦理秩序是以天、天道为基础所推衍出来的，因而具有先天的合法性。黄先生指出： 海德格尔既然把生存理解为此在（Dasein）的生存，那么，此在就先行于生存。（三）儒教问题对谈 2013年4月29日下午，两位先生围绕儒教问题进行了对话。例如，罗蒂经常提到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保证、[150]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151] 等等，他明确反对这种认识论-形而上学基础：我们应当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为此，首先需要回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

否则，我们拿着今天的规范来审视古代，后人以此来审视今天，这其实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陷入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在这方面，黄先生的态度及其生活儒学的建构是非常明确的，不再赘述。

尽管如此，当我们陈述形而下存在者时，总还是可以追溯到形而上存在者，因此，本体论承诺非但不能消解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反倒是从语言哲学层面证明了它的必然性。首先是生活生成了主体，然后是主体改变着生活。

但是，这在林先生的言说当中并无自觉的体现，林先生甚至以公民儒学这个标签来概括他所理解的儒学当代形态： 儒学的第三次革命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是方兴未艾，它的真正内涵才刚刚显现来。这是古今一切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奠定基础，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定基础。

在本次对谈中，林先生首先谈到了他的基本思路：传统中国社会是由血缘性纵贯轴所贯通，由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自然连结、宰制性的政治连结所构成的，但这就会导致一种道的措置：宰制性的政治连结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166] 1、哲学即形而上学，其核心是本体论 新基础主义道路并不是哲学的乡愁，因为它理解的基础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根据，而在一个狭义的定义上，哲学就是形而上学。[92] 僧肇：《物不迁论》，《肇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71] 黄玉顺：《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易小明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这里进一步区分了规范和制度：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范，诸如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家庭规范、行业规范等广义的伦理规范，其中一些规范是可以制度化的，但有一些规范却是无法制度化的。生活本源论既是存在论、也是境界论，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是：在生活并且去生活。

[94] 在生活儒学的言说中，仁爱情感是一切的大本大源，因此正义原则也是渊源于仁爱情感的。黄玉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倒毋宁说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

林先生自己常说，这是一种王船山式的两端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形而下学奠基于相应的形而上学，随着形而下学问题的变化，其形而上学也在不断的变化，此即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建构之历程。

惟其去生活，才有新的生活方式的显现，从而不断生成新的主体性，也才有存在境界的转化。[95] 而利益的冲突也是渊源于仁爱的，因为利欲源于仁爱。在观念层级的展开上，二者具有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并不是根据于什么人性，而是渊源于生活情境：正是生活情境规定着所谓人性，并从而塑造了人本身。

断裂与连续这两者是不相同的，要区分开来。以上对谈的录音整理出来以后，黄先生和林先生又分别进行了审订，并加上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这在思想理论上表现为先验本质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特征。如果说，在一个狭义的理解上，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在于对形而上者、本体的追思，而本体、形而上者对于形而下存在者具有奠基意义。

也就是说，原则和规范不是一回事，两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切不可以将规范误认为原则[90]。西方宗教哲学中的上帝，就是对世界本体的一种神性化言说，毫无疑问，上帝被视为万事万物的基础，没有上帝就没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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